1925年因“青年必读书”在当时的文化界引起了一场大论战，鲁迅先生的“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，多看外国书”为世人所共知。这是鲁迅先生针对当时的中国书基本上是封建思想的载体而言的，他并不是不要人们读书。相反，他在许多文章和通信中对读书问题谈了许多发人深思意见。时隔半个世纪，我们重读他关于读书的这些议论，仍觉亲切而撼人心魄。

关于读书者的类型，鲁迅先生在《读书杂谈》中概括为职业性读书和嗜好性读书两大类：“所谓职业性读书者，譬如学生因为为升学，教员因为要讲功课，不翻翻书，就有些危险的就是。我想在座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，有的不喜欢算学，有的不喜欢博物，然而不得不学，否则，就不能毕业，不能升学，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。我自己也这样，因为做教员，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，要不这样，怕不久便会与饭碗有妨。”嗜好性读书者“那是出于自愿，全不勉强，离开了利害关系的……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。”

对于死读书和不读书，鲁迅先生在《读几本书》一文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：“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，甚至于成为书厨，早就有人反对过了，时光不绝的进行，反读书的思潮也愈加彻底，于是有人来反对读任何一种书。他的根据是叔本华的老话，说是倘读别人的著作，不过是在自己的脑子里给作者跑马。”“这对于死读书的人们，确是一下当头棒，但为了与其探究，不如跳舞，或者空暴躁，瞎牢骚的天才起见，却也是值得介绍的金言。不过要明白，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，他的脑子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，踏得一塌糊涂了。”“读死书是害己，一开口就害人；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。至少，譬如要批评托尔斯泰，则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几本的。”

对于应该看什么书，鲁迅先生有着独到的见解：“……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，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，也要泛览。譬如学理科的，偏看看文学书，学文学的，偏看看科学书，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”（《读书杂谈》）这段话在今天仍有极强的针对性。君不见，有些学理工农医的，写起论文、调查报告来十分困难，甚至个别人连写个工作总结都很吃力，足见其文学修养是多么欠缺；而一些学文史的，对科学常识知之甚少，极个别人甚至对新科技一无所知，有的竟将科技术语看成病语，叫人哭笑不得。这些人如果学学鲁迅，就不会做出贻笑大方的事情来了。

鲁迅先生不赞成只读某一个人的书。他在给颜黎民的信中写道：“不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，结果是不大好的：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。必须如蜜蜂一样，采过许多花，这才能酿出蜜来，倘若叮在一处，所得就非常有限，枯燥了。”

对于书中的思想观点和是非曲直，鲁迅先生提倡用辨证的方法对待，他在《随便翻翻》一文中说：“治法是多翻，翻来翻去，一多翻，就有比较，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。”“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，没有用真的金矿比的明白，简单。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，就是要看一看真金，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。而且一识得真金，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，一举两得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