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天动地夫妻情--记贾植芳先生和任敏师母
（作者：陈思和）
1997年10月8日，普通的一天，中午当我走进先生家的时候，看见任敏师母独自坐在饭厅的一张靠背椅子上，一脸的疲倦，颜色灰黄，五官有点模糊不清，我像往常一样匆匆打个招呼就进去看望先生，后来回想起来，当时真有一丝不祥的征兆掠过心头，但我轻易放过了。我照例在先生家吃午饭，围桌而坐的就是先生、师母和我，还有两位青年朋友。饭桌上我问起先生的身体健康状况，先生还朗声笑着说，"我最近胃口不好，任敏倒是身体不错，东西也吃得多一些了。"师母在一边笑笑，也没有表示特别的赞同，近几年师母有一种反应迟钝的症状，说话不多，不过那天她吃得特别少，一会儿就放下了筷子。饭后，我与先生先离开饭桌，师母似乎站不起来，用手掌在桌面上支撑了一下，有点吃力的样子。第二次的不祥之兆又在瞬间滑过我的心里。
大约半个小时左右，我们在客厅里聊天，先生从房间里出来说，师母有些头痛，我们连忙走进去，看见师母扒在床边的书桌上，浑身发出颤抖，嘴角留着口水。我们立刻叫来了救护车，把师母送进第一人民医院。医生马上诊断病人是中风。
医生的第一次抢救做得很顺利。半个月以后师母出院了，那天我正出差在外，中午还特地打电话过去，说情况很好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病人回家只坐了一顿饭的工夫，又糊涂过去了。接着是第二次送进医院，师母再也没有清醒过。
半年过去了，师母的病日重一日，不仅完全没有知觉，而且因为肺部感染而整日发出凄惨的长啸，一条走廊里布满了不安的声音，只要踏出电梯，啸声就扑面而来，仿佛是命运之门被嘀嘀地敲响。师母住的病房是个重病房，每一次有病人去了，都会引起人们的不安联想。医生也不止一次地暗示病人家属，应该充分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。当时我和我的妻子、还有我的学生们，都日夜在医院里轮流照顾病人，对于师母的严重状况早有了准备，唯一使我们担心的是先生的承受能力，谁都知道老人夫妇是如何的相依为命从苦难中走过来，走到此时此刻，先生已经八十二岁，他会怎样来面对命运之神的无情到来？我们一次次话到嘴边都被先生挡了回去。他每天在家里等待着师母康复的消息，遇到人第一句话就问：老太太好点嘛？他毫无医学知识和病情观念，只听进别人安慰他的话，却听不进一句危险的警告。当别人告诉他病人很危险很危险，他总是摇摇头，说，会好的，你们要当心噢。于是，别人本来想说的话都咽回去了。
师母除了脑中风外，又感染了肺炎，大量的痰涌在喉头，呼吸极为困难，进食完全是靠输液和鼻饲，一人身上插了许多管子，医生是司空见惯，但旁人看了心惊胆战。还是在观察室里，每天用药五百多，钱到领药，旁观者都啧啧叹息，不知是可怜病人还是惋惜那水样流出去的钱。我知道师母当年因先生一案所累，西迁青海任教员，退休回上海后，当地教育局连退休薪金也数年不寄来，遑论医药保险。先生已经退休，微薄的收入仅够日常开销，哪里经得起如此折腾？旁边的好心人突然多了起来，当然不是捐款，而是闲言碎语：人到如此，何必再花冤枉钱？这样的意思，甚至在医务人员的私下谈话里也有所流露。这种时候，只要对病人的信心有一丝动摇，治疗就很难坚持下去。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条人命是被认为不值得用更多的钱去换的。但惟有先生，他丝毫也不动遥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用上了，正好某出版社雪中送炭地汇来一笔稿费，大约有万把元，他看也不看就交到学生手里，说赶快送到医院去。他还亲自找治疗医生，动感情地说："我和任敏，来上海时手里只有几个铜板，一卷铺盖，现在是有一个像样子的家了，我大不了再拿几个铜板回老家去祝"这就是贾先生的真心话，我想，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只说空话的人，他心里早就做好了回老家的打算，才这么豁出去了。
终于有一天，师母高烧不退，时有抽搐，医生已经发出了危险的警告，意思是过不了今夜了，快让病人家属再来看一眼吧。我有点慌，也有点紧张，连忙安排学生去接先生到医院来。先生来了，他一手柱着拐棍，一手紧紧握着师母的手，大声叫着：任敏！任敏！他看着毫无反应的师母的脸，认真地说："任敏啊，以前别人整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，现在好了，我们一定不能被自己打倒！你要好起来。"真奇怪啊，从住院以来从来没有反应的病中师母突然泪似喷泉，流得满面都是。而且，这一夜竟然被抗过来了。第二天清晨，我赶去医院，见病房门口全是人，心里暗暗叫不好，可是跑过去一看，是另一张床上的老人悄悄离世，而师母却度过了难关。
有一次只有我和先生相对而坐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劝先生想开一些，我自作聪明地举了陈从周先生的例子。当年从周先生葬亡妻归来，先生曾去吊唁，从周先生对先生说，此刻的感觉与文革中从干校回家一样，一身轻松了。先生听出了我的意思，他沉吟良久，徐徐而说："人总是会走这条路的，我当然知道。不过能治就一定要治，尽可能抢救，我怕我一松劲，大家就不尽心了。"原来先生心里完全明白埃我近日常常想起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话，叫做一寸光阴一寸金，那是教人勉学的意思，但我真实地感觉到另一重意思：人的生命，也是这样一寸寸地买回来的，而这买生命的"金"，不仅是金钱的金，它还是惟人所有的像金子一样的心，黄金的心。
先生面对任敏师母的病，一定想过很多很多。如果说世上真有所谓的患难夫妻，那么，他们当是非常恰配的一个例子。抗战初期，在日本攻读社会学的先生放弃学业回国参加抗战，一度流落西安古城，因为懂日语，被一个驻扎在黄河边上的国民党工兵部队招聘去翻译日文技术材料，师母正在西安商业专科学校会计系念书，由喜读抗日的文艺杂志《七月》，进而被人介绍认识了在《七月》上经常发表创作的先生，他们因爱而结合，而同居在黄河边上。他们没有办过任何社会法律认可的手续，也没有双方家庭的财富和对方的地位作保证，师母只说了一句话，她这人苦吃得起，就是气受不起，所以生活在一起，吃苦不怕，只要不受气就行。先生说他一辈子都遵守这个承诺，可是他没有想到，她以后跟着他吃的苦，竟是那么的大。他们新婚不久，军队里有人怀疑这对浪漫青年的加入是别有企图，怀疑他们是****派来的，要秘密逮捕先生，幸好有人通风报信，于是先生带着师母夤夜逃亡。先生晚年所著的回忆录《狱里狱外》一书里，记载着这么一个细节：
这一夜天特别黑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，我们不敢走大路，就翻山逃命。一路都是荒山巨石，我走在前面，慢慢地往前摸，爬过一块大石，就轻轻喊任敏，她沿着声音走过来。就这样整整逃了一夜，才脱了危险。
我想，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是很难忘怀这一切的，先生那低沉的"任敏、任敏"的叫唤声，一定伴随了师母坎坷的一生。就是这一声，吃得起苦的师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--1955年先生因胡风冤案牵连入狱，师母也跟着被捕审查、接着发配青海、第二次被捕入狱，整整几年都挣扎在饥饿线上。直到自然灾害时期，她被释放出来，当时她的生活道路可以有多种的选择，但师母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先生的山西老家，与姑翁生活在一起，代替狱中丈夫尽孝道，为两个老人送了终。所以，那昏沉沉游荡在阴阳界的师母之魂，分明是听到了先生的叫唤，她又返回来了呀！
《狱里狱外》还有一段记载：任敏这许多年受的委屈和苦难，我关在监狱里一点也不知道，只是凭经验猜想她到青海会凶多吉少。一九六三年十月，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，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，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，鞋里放着四颗红枣，四颗核桃，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。虽然一个字也没有，但我心里明白，任敏还活着，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了。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。这些枣子和核桃的意象，也一定是伴随了先生坎坷的后半生。当师母病倒以后，先生特地找出珍藏多年的书信和日记，精心挑选出他与师母在文革后期到平反前后的通信，以及文革后等待平反期间的日记，编成厚厚的一本《解冻时节》出版。出版社把校样寄来时，先生亲自拿到医院里，对着昏迷不醒的师母不停地说，看吧，你写的信，你写的文章，我们都保留下来了……师母又一次泪流满面。
就这样，当钱花到无钱可花、药用到无药可用、梦做到无梦可做的时候，任敏师母奇迹般地闯过了生死大关，回到了自己的家里。她依然是昏睡不醒，但能够吃东西，能够被搀扶着走下地来。她回到了先生的身边，安心地昏睡着，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。
这下子忙坏了高龄的贾先生，他请来了侄女管理他的家，又请了保姆专门负责照料病人。他听说病人每天吃四种水果：苹果、香蕉、桔子和弥猴桃，对身体有好处，就亲自去购买，亲自来监督师母吃下去，再加上按家乡风俗制做的小米、大枣、核桃、麦片等各种食物煮成的粥，每天不断地喂养着病人。先生亲自照料着这一切，每到晚上，他看着师母已经把一天安排的食物都吃下去了，他伸手摸摸师母的额头，一切都正常了，他才放心地睡下去。有一次，师母因感染在长海医院里住了几天，治愈后学生们送她回家，先生站在门口，用手抚摸着师母的额头，嘴里唠叨着，任敏不用怕了，咱们回家了。是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师母只有在先生的身边才会不感到害怕，而只有师母在先生的身边，先生才是最放心的。
但是，善良的愿望仍然是要落实到具体的经济问题，我这里还要谈到先生的困窘的生活状况。先生早在上世纪的50年代为复旦中文系建立了现代文学教研室，成为这一学科的学术带头人。80年代复出以后，他又以精湛的外国文学造诣开拓了复旦大学的比较文学学科，成为全国最早的研究中外文学关系领域的博士生导师。他从50年代起教书育人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人才。这且不说也罢，但就在他最需要经济上支持的时候，他的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元左右，没有其他的津贴。这当然不是贾先生个人的遭遇，一般高校里的退休的老教授大约处境差不多，可是对一个没有子女补贴，又要负担重病在身的老妻的生活状况，也未免特别艰难了一些。但这些也不说罢了。我想写写先生的，不是他的实际生活面临的困难，而是先生面对这样困难的态度和精神大气。
贾植芳先生，他在被师母的病拖得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已经是八十几岁的老人了，但是他没有向任何人，包括他的学生，如同他亲生子女一样的学生，都没有吐露过一句关于经济困难的意思。反之，从那时候起，他不声不响地整理起自己的旧稿、日记，书信、回忆录，以及写作各类长短文章。他每天伏案，著述不已。这几年来，他的著作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，回忆录《狱里狱外》的修订版（2001年）、纪实体的文献资料《解冻时节》（2000年）、散文集《雕虫杂技》（1998年）、《不能忘却的纪念》（2001年）、自选集《历史的背面》，（1998年）、书信集《写给学生》（2000年）、《贾植芳致胡风书札》，（影印本，2001年）、以及重新修订出版的翻译《契可夫手记》（2000年）。最近，他又有一部散文集《余年新墨》即将问世。这就是贾植芳先生在这短短四年里的工作。
我把先生的著述放在这么一种环境里论述，绝对没有忽视这些著述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，正相反，凡读过《狱里狱外》《解冻时节》的读者不会忘记这两部书所传递的历史真实信息的重要意义。有些书，用不着商业操作和传媒渲染，它会让一代代读者为之感动和珍爱，贾先生的书就是这样的书。我也绝对没有把这些书的出版看作是纯粹的经济动机，事实上我明明知道其中有几种书的出版作者是拿不到一分稿酬的。但是，我还是要在经济动机上高声赞美贾植芳先生，历来为有志气的文人所不屑一顾的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行为，在当代文人贾植芳先生身上却焕发出崇高的道德和气节。他一生多灾难，多坎坷，这已经是他的历史了，但现在，就在他八十多岁的衰朽晚年，他仍然用自己的独立特行的思想和艰辛劳动，塑造着一个硬硬朗朗的老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。
但是我知道，先生的愿望还远不止这些。有一次，杨浦区区委书记去看望先生，问他有什么困难，先生毫不迟疑地回答，能不能让任敏再醒过来，好好再过一阵子？
我想，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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